| 我是一个酒性胡 我的家在高昌谷 强盗闯进了康居国 我随族人投东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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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暾欲谷家世钩沉 |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八
经过克利亚什托尔内与护雅夫的论证[1]，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为同一人的观点一度获得压倒性优势，不过近来罗新根据其对北族官称名号制度的系统研究，明确指出“暾欲谷不是阿史德元珍”，从而使这一至今争论未定的话题再起波澜。[2]然在我看来，官称与名号一成不变的假设往往是不能成立的，官号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本人和他人对其官号的全称与简称的强调点也可能不同，这就经常导致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相同或不同的载籍与碑铭中。此处借用罗新之辞：本文旧话重提，并不是要对以往的争论作出总结与评判，而是要凭借笔者近年对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时健家族事迹的新观察，特别是对回纥内部汗统变易及第二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组成的新认识，重新考察暾欲谷及相关名号，从而对探究暾欲谷其人与阿史德元珍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1.暾欲谷出自阿史德氏
前文曾论及暾欲谷可能出自阿史德部，其论据为：[3]
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
该材料的背景是后突厥内乱[4]，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5]，而不提突厥汗族“阿史那部落”，原因正是以突厥后族阿史德部为后台的毗伽可汗正妻娑匐可敦把持朝政，引发汗族宗室诸阿史那氏不满，群起而攻之，失势之后族及其嫡系部落只好南下投唐，此即《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所谓“阿史那革命”[6]，参见本文下述7之讨论。上述论证并不直接，然结合以下材料则可进一步坐实。《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
（天宝四载）八月戊申，突厥（毗）伽可汗妻史氏内属，封宾国夫人，仍每载赐钱百贯，以充妆粉。
此处之“史氏”当即暾欲谷之女娑匐可敦，考“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都可简称为“史氏”，然突厥可汗本为“阿史那氏”，其妻“史氏”绝不可能再为“阿史那氏”，故此“史氏”必为“阿史德氏”无疑，然则暾欲谷亦当出身阿史德氏。
2.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2.1.在《暾欲谷碑》中，“sir（薛）”作为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的两大重要支柱之一，被多次提到，[7]显示出作者对该部族相当熟悉，并且刻意强调其重要地位，这一部族与薛延陀－回纥阿史德余部密切相关[8]，由此推测，暾欲谷可能具有某种回纥－薛延陀背景。
2.2.暾欲谷称号中的“暾”，在汉籍古译中尚有“吞”、“顿”、“统”等多种形式，都对应古突厥语的tun/ton，意为“第一个”，这一称号在突厥－回纥时代的使用情况，粗略考辑，计有如下例子：
暾：西突厥暾叶护可汗（阿史那俀子），西突厥瞰莫贺咄（“瞰”为“暾”之讹），西突厥摄舍提暾啜，西突厥拔塞幹暾沙缽俟斤，后突厥暾欲谷，后突厥阿史德暾泥孰，回纥暾叶护（怀仁可汗逸标苾骨力裴罗）；
吞：西突厥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回纥俱罗勃吞莫贺咄拔固折；
顿：突骑施顿阿波（吐火仙可汗骨啜弟），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回纥顿啜逻达干，回纥顿莫贺达干；
统：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西突厥真珠统俟斤，西突厥统吐屯，东突厥统特勤（颉利可汗弟），薛延陀统特勤（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弟），薛延陀统毗伽可贺敦（阿史那思摩妻）。
上述19例中，西突厥占8例，回纥占4例，薛延陀占2例，突骑施占1例，葛逻禄占1例，后突厥占2例，东突厥只有1例，而西突厥的制度受属下诸铁勒部落的影响很大，回纥、薛延陀、突骑施、葛逻禄都是铁勒中的强部，后突厥中的暾欲谷与阿史德暾泥孰则都属阿史德部，本身即有出自回纥－薛延陀的嫌疑，因此“暾”这一称号更像是来自铁勒人的传统，与东突厥人关系不大，而在后突厥统治集团中采用该称号的成员，则很可能出自东突厥系之外的回纥－薛延陀系。
2.3.《暾欲谷碑》为暾欲谷本人自撰，其中每次提到“暾欲谷”时，之前必加“毗伽”一词，而《毗伽可汗碑》在唯一一处提到“暾欲谷”时，使用了“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的全称，却唯独没有在前面加上“毗伽”字样，可见“毗伽”的称号是暾欲谷本人颇为看重的，而这一称号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更多地见于薛延陀等铁勒部落之中，除前面提到的阿史那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之外，尚有薛延陀汗国首任可汗真珠毗伽可汗夷男，这也是“毗伽”首次见于可汗号中[9]，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无论东突厥还是西突厥，其可汗号中都从未出现“毗伽”一词，可汗号之外的其他官号愚见所及仅有启民可汗兄子“毗黎伽特勤”一例[10]，然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后，“毗伽”的称号开始大规模流行，如颉利突利可汗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勤、默啜女贤力毗伽公主、毗伽可汗默棘连、颉跌利施可汗骨咄禄之妻颉利毗伽可敦（il bilgea qatun）、《翁金碑》碑主毗伽沙钵略贪汗达干（bilgea isbara tamghan tarqan）、《阙利啜碑》碑主沙钵略毗伽阙利啜（isbara bilgea keuli chor）、突骑施贺腊毗伽钦化可汗娑葛、坚昆都督骨笃禄毗伽可汗、同罗都督毗伽末啜等等，可汗、可敦、叶护、设、特勤、达干、啜等官号前都频频出现“毗伽”字样，阙特勤葬礼上从突骑施可汗处前来的掌印官之一就叫做“乌古斯毗伽”[11]，汗国末期的拔悉密贺腊毗伽可汗阿史那施与左右叶护回纥阙毗伽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也都偏爱此号，至漠北第二回纥汗国时，“毗伽”更成为可汗号中极常见之一部分，由此可见，暾欲谷对“毗伽”称号的钟爱很可能来自薛延陀－回纥的传统。
2.4.《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三、四行云：
teurk sir bodun yearintea bod qalmadei. eida tashda qalmeishei qubraneip yeati yeuz boltei. eaki euleugi atleigh earti. bir euleugi yadagh earti.
在突厥－薛（sir）人民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国家的）机体。留在荒原（直译：木、石）中的，聚合起来为七百人。其中两部分骑马，一部分步行。
同碑同石东面第十八行云：
eaki being eartimiz. eaki seumeu boltei.
我们是两千人，我们有两军。
突厥、铁勒等多数北族长于马战，唯薛延陀独擅步战[12]，暾欲谷在碑中如此强调复国元勋中与骑马者相对的步行者的比重，复云其有两军，结合后突厥汗国中薛延陀的重要地位[13]，似可推想此处的步行者与两军之一实指代其中的薛（sir）人，亦即薛延陀余部，而暾欲谷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一集团势力的领袖人物。此外，元代畏兀儿偰氏家族以暾欲谷为其始祖，正暗示暾欲谷同回纥之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而诸多证据表明，偰氏家族的始祖实为药罗葛家族之前的回纥首领，亦即阿史德时健俟斤家族[14]，该家族在薛延陀汗国覆亡后发展为祁连州薛延陀余部的核心，此点又一次表明了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3.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3.1.在投奔骨咄禄叛军之前，元珍任职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按照回避与牵制的惯例，其出身于突厥阿史德部的可能性不大，当时有薛延陀部落前往投奔阿史那伏念叛军，伏念被平定后，追随骨咄禄的叛军中可能即有薛延陀人[15]，而在单于府下二十四州都已叛乱、突厥阿史德部为叛乱组织者与掌握实权者的情况下，单于府长史王本立不太可能再派一个出身突厥阿史德部的人去招降，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时王本立并不了解叛军中也有薛延陀人，也不甚清楚元珍所从出的阿史德部同突厥的阿史德部有何关系[16]，而元珍很可能正是出身薛延陀余部的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因此当其前往投奔叛军时，“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即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可以招揽更多的薛延陀人加入，有助于稳固与扩大突厥复国运动的统一战线。
3.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云：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据此，元珍所率军队对薛仁贵极其忌惮，显然之前直接或间接吃过其苦头，且程度颇深，考薛仁贵之战功著在安东与安北，“三箭定天山”威震漠北，然而当时漠北的实际统治势力是以药罗葛回纥为首的九姓乌古斯－铁勒部众，薛仁贵同漠南的突厥本部之间不但从无过节，而且还彼此配合协同征伐过奚、契丹叛军[17]，因此阿史德元珍麾下恐非以突厥本部为主，疑出别部铁勒，很可能杂有曾从属于回纥－薛延陀的铁勒部落。
3.3.《元和姓纂》与《通志•氏族略》都提到元珍为“瀚海侯”[18]，“瀚海”一名向与回纥有关，而与突厥本部无涉，是为元珍出身回纥的又一则旁证；此外，汉文载籍提到元珍时有“阿史德”/“阿史那”之异文，而在提到时健俟斤时也存在类似现象，则进一步暗示：元珍可能出于回纥－薛延陀的时健俟斤家族，其族姓“阿史德”在当时常被误为“阿史那”。
4.《雀林碑》中的回纥－薛延陀痕迹
《雀林碑》又称《乔连碑》或《乔连石雕》，因其碑文简短，又残缺不全，国内学者对其素无研究，仅有耿世民的简要介绍[19]。《雀林碑》一般被认作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古突厥如尼文碑铭，缘于其中提到的“颉跌利施可汗”（ilterish qaghan）正是后突厥汗国创建者骨咄禄的可汗号。克利亚什托尔内是《雀林碑》较早期的研究者，他从中释读出了“暾[欲谷]”（ton[uquq]）一词，结合碑上的阿史德与阿史那印记，推论该碑铭可能是暾欲谷协助骨咄禄统率后突厥人平定九姓铁勒、重返漠北郁督军山之后不久建成的。[20]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释读尚存争议，“ton[uquq]”也可释读为“tolqu”，[21]若然，则《雀林碑》中就没有出现“暾欲谷”字样，不过这对克氏关于该碑创建背景的研究结论并无实质性影响，因为其中出现的其他专名及印记，已足兹证明。除“颉跌利施可汗”之外，《雀林碑》中还出现了“顿毗伽”（tun bilgea）和“顿移健俟斤”（tun yigean irkin）的字样，关于“顿”与“毗伽”的称号来自以回纥－薛延陀为代表的铁勒传统的讨论，已见于本文上述之2.2及2.3，此处的“移健”也与之类似，除见于参与反抗默啜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及推翻后突厥的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之外，还见于《阙利啜碑》中薛俟斤之子移健啜[22]，更频繁地出现在后世西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显是极为常见的回鹘人名号，则“顿毗伽”与“顿移健俟斤”很可能正是拥护、追随以暾欲谷为领袖的薛延陀－回纥阿史德系的铁勒部落的代表人物，而其中的“顿移健俟斤”即使不是后来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也很可能是其父辈或族人，“回纥别部”一称，正是相对于之前为后突厥所逼南下投唐、迁徙到甘凉地区的瀚海都督回纥药罗葛系而言；关于“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与薛延陀及阿史德之关系，本文下述6中还会论及，此处不赘。《雀林碑》中另一引人注目之点，即是位于其左下部的两个印记，下方的印记无疑是见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翁金碑》上方的突厥可汗家族印记即“阿史那印记”，而上方的印记，根据克氏的论证，正是“阿史德印记”。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个“阿史德”？是突厥阿史德还是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愚意以为，答案当是后者，《唐会要•诸蕃马印》中的记载其实已经有所暗示，再结合《雀林碑》上的印记，则基本可以确认。在《唐会要•诸蕃马印》中，关于“阿史德马”的记载共出现三次，后两次记载是位于“苏农马”与“执失马”之间的“闼阿史德马”和“拔延阿史德马”，属于“定襄府所管”，显然这四种马正对应《新唐书•地理志》中关内道突厥府州之定襄都督府辖下四州：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则“闼阿史德”当为突厥阿史德；而前一次记载则颇奇怪：
阿史德马，与苏农、执失同类，在阴山北库延谷北，西政连州，印※。
记载的相邻位置，之前有赤马、余没浑马、苾羽马、俱罗勒马等，都与碛北回纥马同种或相类；之后有思结马、匐利羽马、契苾马、奚结马等，则都与碛南突厥马同种或相类；唯独此处的阿史德马，介于碛北回纥马与碛南突厥马之间，既“与苏农、执失同类”，当更接近碛南突厥马，然而其地理位置更是特殊，“西政连州”一语，殊不可解，岑仲勉认为系“今祁连州”之讹[23]，所见甚是，联系到唐廷曾设祁连州安置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又其马印较定襄府管下之闼阿史德更接近《雀林碑》上之阿史德印记，故此阿史德当为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是则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中之阿史德，其核心部分实并非突厥本部之阿史德，而是回纥－薛延陀之阿史德，暾欲谷与元珍，无论其是否同一人，都属此一集团，并且应为其领袖之一，唐廷所记阿史德马印，当为后突厥时期交往获知，与突厥本部之闼阿史德有所不同，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而突厥本部阿史德的衰落，则可能与单于都护府叛乱时期奉职、温傅等突厥阿史德部酋对可汗阿史那伏念的背叛与离弃有关，另外也可能与唐廷对其首倡叛乱的残酷镇压不无干系。
5.《阙利啜碑》与暾欲谷
《阙利啜碑》中出现了另一个“暾欲谷”，即“cheiqan tonyuquq”，耿世民译为“齐干•暾欲谷”[24]，芮传明则译为“赤汗暾欲谷”[25]，此人为碑主毗伽阙利啜之父，故又称“元老阙利啜”（ulugh keuli chor）。关于此暾欲谷与《暾欲谷碑》碑主毗伽暾欲谷之关系，至今争议未定，不过据巴赞研究，《阙利啜碑》的意识形态是最接近《暾欲谷碑》的，即都属于保守的老突厥派，在碑文中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新突厥派崇奉的汉人历法[26]，仅从这一点来说，元老阙利啜已存在与毗伽暾欲谷相似的背景；其次，《阙利啜碑》中提到元老阙利啜卒于八十岁时，这也与毗伽暾欲谷吻合；再次，根据大泽孝对《阙利啜碑》较新之录文，元老阙利啜实卒于毗伽可汗时期，而非以往认为的骨咄禄或默啜时期，这就再一次与毗伽暾欲谷之卒年吻合[27]；另外，根据碑铭的叙述，阙利啜家族为达头部领袖，在毗伽可汗时期主要活动于汗国西部，这也与汉文载籍中暾欲谷出现的地域相接近，而由前述暾欲谷之回纥－薛延陀背景可知，其故地本就位于西部一带，故与达头部亦相符合。除此之外，尚有另一证据可将阙利啜家族与暾欲谷家族联系起来，这就是《阙利啜碑》中提到的元老阙利啜之称号“cheiqan”，愚意以为，“cheiqan”正是汉译“时健”之原文：“时健”的中古音，高本汉构拟为/zi g'ien/[28]，与“cheiqan”基本接近，差别主要在于声母，而“时”、“健”二字中古分别属于禅母与群母，用禅母的“时”和群母的“健”来对译“ch”音和“qan”音，在当时并不少见，前者的例子，可以举出中亚粟特地区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唐代汉译别名又作“赭时”，其粟特语原文为“chach”，“时”正对译“ch”音；[29]后者的例子，则可以举出中亚地区的呾剌健国，《新唐书》作“多勒健”，其波斯语原文为“talaqan”，“健”正对译“qan”音。[30]“时健/cheiqan”与“移健/yigean”相类似，都是铁勒人喜爱的称号之一，其本义分别为“母系外甥、姨表兄弟”与“侄、甥”[31]，然而在用作称号时，并不必然具有与本义直接关联的含义[32]，见于汉文载籍的“时健”称号有如下例子：
回纥时健俟斤，
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
同罗颉利发时健啜，
处密时健俟斤，
龟兹王苏伐叠时健莫贺俟利发；
上述前两人，据本系列札记的反复论证，已考定为同一人；同罗为铁勒强部，与回纥－薛延陀关系密切，其马印与薛延陀相似，在后突厥汗国末期之“阿史那革命”中属于阿史德一系；处密与龟兹则属西突厥，其称号受铁勒影响强烈；另外还有一例，见于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其中提到迪瓦什梯奇（Divashtich）之前的喷赤干领主为“chk'yn chwr βylk"”，马小鹤译为“奇金啜毗伽”，并指出其为突厥式称号，余案，“chk'yn chwr βylk"”之突厥语原文，似即“cheiqan chor bilgea”，则按唐代汉译习惯当为“时健啜毗伽”，此人出自胡禄屋部，为西突厥十箭咄陆系部落之首领，[33]“时健啜”与薛延陀汗国覆亡时的同罗颉利发同名，而其称号中兼有“毗伽”，再次佐证西突厥之称号受到铁勒的影响强烈。根据大泽孝之较新录文，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为“cheiqan tonyuquq”即“时健暾欲谷”加上了“apa”即“阿波”的称号，第二次是晋升为“eisbara cheiqan keuli chor”，即“沙钵略时健阙利啜”，第三次则是为“keuli chor tonyuquq”即“阙利啜暾欲谷”加上了“chabeish”的称号，由此可知，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并非一成不变，“时健暾欲谷”可能是其早期的称号，而第一次所加的“阿波”称号也许正可以和阿史德元珍投奔骨咄禄之后被立为“阿波大达干”一事相联系，若上述论证可从，则元老阙利啜又名时健暾欲谷，即为出自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之暾欲谷，自号毗伽暾欲谷，其子为沙钵略毗伽阙利啜，其女则为毗伽可汗正妻娑匐可敦，这一勘同，或许可从其中找到更为坚实之论据；此外，碑铭中所述阙利啜葬礼规格之高，凸显可汗家族对其之倚重，而如此地位，似乎也只有阿史德暾欲谷这一可敦家族才能与之相配。
6.回纥二统之交嬗
见诸史籍的第一位回纥首领，是隋末的时健俟斤，其子菩萨继位后，率领回纥击败东突厥大军，成为随后建立的薛延陀汗国最重要的支柱，这一系统治氏族出自阿史德部，与突厥本部关系密切，其姻族则很可能为霫/白霫部。[34]在薛延陀汗国覆亡时，多弥可汗前去投奔唇齿相依的回纥阿史德部，遭回纥另一系首领胡禄俟利发吐迷度追杀，宗族被屠戮殆尽，回纥阿史德部也伤亡惨重，此后回纥的统治氏族便转变为吐迷度所从出的药罗葛部。药罗葛部很可能是被突厥征服之前回纥内部的传统强部，为从阿史德部手中夺取回纥的统治权、进而称霸整个漠北，吐迷度蓄谋已久，不惜勾结割据金山的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与其结为姻亲[35]，而在漠北铁勒归顺唐朝、设立六府七州之后，吐迷度对外为唐朝之瀚海都督，统管漠北诸府州，对内自称可汗，成为漠北铁勒诸部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便是药罗葛氏所建的漠北第一回纥汗国。另一方面，残存的回纥阿史德部和白霫部与薛延陀余部联合起来，在唐朝的安抚下休
Posted by 琴僧@2007-12-16 21:34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4)| 浏览:547 |  推荐指数：0 |
| 三十姓突厥考 |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七
在汉文载籍里，突厥三十姓的字样最早出现在毗伽公主墓志中[1]。毗伽公主为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之女，墓志中两次提到三十姓可汗，分别指默啜可汗及骨咄禄之子毗伽可汗。关于这三十姓的含义及组成，国外学者颇有议论，但国内学者却甚少关注，现不揣菲薄提出愚见，以求教于通博之人。
1.三十姓中不包括十姓
虽然汉文载籍中从未出现过“三十姓突厥”的字样，但从上下文判断，“三十姓”当指漠北的突厥汗国，特别地，是指骨咄禄、默啜复兴之后的东突厥汗国即第二突厥汗国。毗伽公主墓志中提到其亲兄为右贤王墨特勤，此即默啜之子阿史那逾轮[2]，于默啜一系败亡后来投大唐，被封为右贤王，在此之前，另有一位后突厥高官已被封为左贤王，此即颉利突利可汗之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勤[3]，这两人曾经位列开元六年（718年）讨伐漠北突厥毗伽可汗的联军将领名单之中[4]，他们也出现在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的名单之中[5]，此即汉文载籍中另一次提到突厥三十姓之处：[6]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褷、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此处之突厥颉利发，当指毗伽可汗阿史那默棘连派往唐庭朝贺封禅兼请婚之使者阿史德颉利发，十姓可汗指降唐之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氏，三十姓左右贤王则显然即为上述从后突厥汗国降唐之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及默啜之子右贤王墨特勤阿史那逾轮。据此可知，三十姓自三十姓，十姓自十姓，两者并列，前者并不包括后者。“十姓”（“on oq”，即“十箭”）本为西突厥别称，但在后突厥汗国时期，十姓故地已落入西突厥别部突骑施之手，虽然默啜曾一度征服控制该处，但为时甚短，旋即复归于黑姓突骑施。西突厥十姓与东突厥三十姓，分离既久，关系早已疏远，复兴的东突厥汗国肇基漠北郁督军山，自不会将远处西垂的别部十姓纳入其嫡系的三十姓之中。
2.三十姓中不包括九姓
关于三十姓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石见清裕曾就墓志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证[7]，今无法窥其原文，只好参考韩昇之书评[8]，但对比墓志，颇感韩昇之书评恐有误解[9]。据其墓志，墓主生于682年左右，卒于724年，所以当调露元年（679年）单于大都护府二十四州突厥反叛时，墓主尚未出生，也就根本不可能“逃归唐朝”。从墓志看，阿史那毗伽特勤应是在默啜败亡前夕投唐，才合于“曾未逾岁，旧国沦亡”之记叙，也就是说，阿史那毗伽是从默啜手下的后突厥汗国中叛逃至唐朝的，而此事绝不可能发生在后突厥汗国建立之前，这也才可与阿史那毗伽归唐后被称为“三十姓左贤王”相印证。关于此事，尚有另一材料可兹佐证。万岁通天年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发动之“营州之乱”终被武周大军平定，实得力于默啜突厥军队的配合，在事后报捷文书的将领名单之中，便有阿史那毗伽，[10]其时十六岁，长于骨咄禄默啜诸子，因此默啜对其特加倚重，时已成为突厥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墓志中，接下来的一句尤为重要：
开元三年，拜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赐紫袍金带，便令招慰三窟九姓，因与九姓同斩默啜，传首京师。
此处之“三窟”，也出现在《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中：[11]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萧关、金城关。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十一里。北海抵日亭海、弥娥山、独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窟故居地。
则“三窟”当是代指突厥本部，特别地，系指正宗嫡系之东突厥本部，结合阿史那毗伽特勤“三十姓左贤王”之身份，“三窟”在当时或即为“三十姓”之同义代称[12]，据此可知，三十姓自三十姓，九姓自九姓，两者并列，前者并不包括后者。“九姓”（“toquz oghuz”，即“九姓乌古斯”）本为漠北铁勒别称，与突厥判然有别，本来就不可能被纳入突厥嫡系之三十姓中；而在上引材料中，“三窟”与“十箭”（即“十姓”）并列，也进一步印证了1中之论点。
3.前贤看法之不能成立
国外学者考证三十姓突厥之组成，愚见所及，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
（1）三十姓＝十二姓东突厥＋十八姓乌古斯部落（即九姓乌古斯＋九姓回纥）【K. Czegledy】[13]；
（2）三十姓＝十一姓东突厥（十二姓－阿史那）＋十姓西突厥＋九姓乌古斯【M. Dbrovits】[14]；
（3）三十姓＝十二姓东突厥＋十姓西突厥＋五姓拔悉密＋三姓葛逻禄【铃木宏节】[15]。
其中之（2）既包括十姓，又包括九姓，而将突厥可汗之姓阿史那排除在外，纯为凑数，尤其牵强；之（1）包括了九姓，之（3）未包括九姓，却包括了十姓，并且将与十姓、金山关系密切的三姓葛逻禄及拔悉密也包含在内，然而拔悉密之部数为五则明显与汉文载籍矛盾[16]。现根据前面1、2之讨论，三十姓中不包括十姓，则可排除（2）（3），三十姓中不包括九姓，则可排除（1）（2），由此三种看法皆不能成立。然则三十姓究竟所指为何？愚意以为，当系后突厥汗国复兴之中坚力量，具体来说，即是单于大都护府起事之突厥二十四州加上薛延陀六州，一州对一姓，正为三十姓；而突厥二十四姓本身又以嫡系十二姓（即“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为核心。以下试申论之。
4.单于府二十四州
单于大都护府之前身，本为安置东突厥汗国覆亡后颉利可汗之突厥降众所设。其间建置经过多次演变，由于材料不足，其详细情形至今仍不明晰。[17]从贞观四年（630年）之颉利降唐，至调露元年（679年）之单于府二十四州复叛，近五十年时间，其建置演变之来龙去脉不可尽知，但大致过程如下：
贞观四年，颉利降众分置六州，定襄府三州：阿史德州、苏农州、执失州，云中府三州：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
贞观二十三年，变为两府十一州，定襄府五州：增加贺鲁州、葛逻州，云中府六州：增加郁射州、卑失州、艺失州；
其后，变为四府十六州，定襄府增加拔延州，分出桑乾府，增加叱略州，云中府增加思壁州、白登州，分出呼延府，增加[足夹]跌州。
至此，颉利之部众已演变为十六州，一州对一部：
定襄都督府（颉利左部）：阿德州（阿史德部）、执失州（执失部）、苏农州（苏农部）、拔延州（拔延阿史德部）；
云中都督府（颉利右部）：舍利州（舍利吐利部）、阿史那州（阿史那部）、绰州（绰部）、思壁州（思壁部）、白登州（奴剌部）；
桑乾都督府（分自定襄）：郁射州（郁射施部）、艺失州（多地艺失部）、卑失州（卑失部）、叱略州（叱略部）[18]；
呼延都督府（分自云中）：贺鲁州（贺鲁部）、葛逻州（葛逻禄部）、[足夹]跌州（[足夹]跌部）[19]。
此十六州一定是调露元年叛乱的单于府二十四州之一部分，而且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另一方面，唐朝在贞观四年为颉利降众设置六州之前已为先期投降的其他东突厥部落设置了若干羁縻府州，主要有顺州、祐州、长州、化州，又有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其间关系众说纷纭，可存而不论，很可能其中一部分后已随着大漠南北局势的变化被撤废合并到颉利降部之十六州中，一部分则被分置于河曲六州之内，参照上述颉利降部羁縻州不断扩置的情形，不排除另有一部分也发生了类似的扩置，只是史籍失载。从2可知，曾为后突厥汗国默啜部下的阿史那毗伽特勤为突利可汗曾孙，单于大都护府起事时其尚未出生，然其父必为骨咄禄之部下，由此推知单于府二十四州中当有突利之部众。其余州姓不可尽考，但大抵为前突厥汗国之嫡系部落，除上述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部众外，尚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部众等等，随着漠南羁縻州之安置及稳固，不断前来降附，为其增设新州也是势所必然。于是，至调露元年突厥叛乱前夕，漠南单于大都护府增至二十四州，然此数目似非任意设定，很可能有所比附，盖唐人对北蕃之处置，处处追仿汉人，如单于、瀚海之名即是其例，案汉时匈奴有二十四长，单于府州之数或与此有关。
5.薛延陀六州
薛延陀本为铁勒诸部中最雄张者，原先应是九姓之一，但自从在漠北建立汗国之后，当已不再属九姓之列。薛延陀汗国之灭亡，与亲唐之回纥药罗葛部之崛起关系密切，而阿史德时健部则被排挤出回纥，自是竟成为薛延陀余众之一，[20]为安置此部，唐朝先后设置祁连州及东皋兰州，其地当距薛延陀故牙郁督军山不远。对于薛延陀本部余众，唐朝设有达浑都督府，下辖五州：姑衍州、步讫若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从总章二年（669年）平定延陀余众叛乱及设置嵠弹州一事的地点来看，上述五州应当都位于薛延陀故牙郁督军山不远的区域，而当时漠北乃是安置铁勒诸部的燕然－瀚海－安北都护府辖地，故延陀余众诸州当位于郁督军山以南的漠南西部一带。东突厥汗国的故牙也在郁督军山，但当时距亡国已近五十年，熟悉故地者肯定已经不多，突厥人要想恢复故国、达成“还都郁督军山”这一标志性的举措，势必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在这方面，亡国才三十余年、更加熟悉郁督军山地域，并且素为漠北九姓所惮服的薛延陀余部自然就成了最好的盟友。早在显庆年间，东突厥降众与薛延陀降众便已开始接近[21]，由于阿史德时健部的中介，这一合流更加顺畅，至单于府二十四州叛乱时，突厥－薛延陀的联合行动正是由阿史德部发起，屡仆屡兴，[22]嗣后征服漠北九姓、还牙郁督军山时，很可能正是经由《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黄河北道中所说的“道历阴山、牟（羊）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真檀山、）木刺山、诺（洛）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落故居地（三窟故地）”那条道路[23]，而其向导及主力盟军之一，则很可能正是稔熟郁督军山附近地形并素为漠北九姓所惮服的薛延陀余部。突厥三十姓包括薛延陀六姓（州）这一推测，在突厥如尼文碑铭中也有所体现。《暾欲谷碑》中多次提及“突厥－薛”（teurk sir），并将其置于乌古斯人之前；而《毗伽可汗碑》中位于“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之前模糊不清的“(al)tei sir”更是直接对应于“六姓薛（延陀）”；如果将sir理解为薛延陀在突厥如尼文中的对应名称，那么这便是薛延陀部落在早期的后突厥汗国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有力证据。[24]另外，汉文载籍表明，在默啜晚年大批突厥－铁勒部落降唐时期，也有“达浑”部落及薛延陀余众的身影出现，[25]而直至毗伽可汗殁后突厥汗国灭亡前夕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仍有“突厥大首领延陁俱末啜剌达干来朝”。[26]综合上述考证，突厥三十姓中当包括薛延陀六姓（州），后者在突厥的复国运动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也正因为此，《毗伽可汗碑》及《阙特勤碑》中共同出现但又都模糊不清的、位于“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之前的“otuz t????”就应相当于《暾欲谷碑》中的“突厥－薛”（teurk sir），亦即包括薛延陀在内的建国元勋之“三十姓突厥”（otuz teurk），而绝非外蕃疏属之“三十姓鞑靼”（otuz tatar）。
6.三十姓与十二姓
除“九姓”、“十姓”、“三十姓”外，载籍中还有另一个与突厥－铁勒有关的名称：“十二姓”。上述《毗伽公主墓志》中提到的“十二部”即可视为较早的一例，稍后的《安禄山事迹》直接提到“十二姓”，从上下文分析，当是指后突厥本部部众（与“九姓”即铁勒部众相对）；之后《康公神道碑》及《阿跌光进碑》中也曾提到“十二姓”，但康氏与阿跌氏根本不是突厥，故其当为标榜冒认之举，不能据此认为突厥“十二姓”也包括粟特－胡部及乌古斯－铁勒部。[27]同一时期的敦煌吐蕃语文献P. T. 1283 II中提到的“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很可能正是指上述突厥十二姓，从目前已经大致确认的“默啜十二部落”中的八个部落来看，其范围当不会超出上述4中颉利降众之四府十六州：[28]
(1)Zha-ma可汗部＝阿史那部， (2)Ha-li部＝贺鲁部，
(3)A-sha-sde部＝阿史德部， (4)Shar-du-livi部＝舍利吐利部，
(5)Lo-lad部＝奴剌部， (6)Par-sil部＝卑失部，
(7)So-ni部＝苏农部， (8)He-bdal部＝[足夹]跌部。
其中定襄府二州：阿德、苏农，云中府三州：阿史那、舍利、奴剌，桑乾府一州：卑失，呼延府二州：贺鲁、[足夹]跌，而其余未能考定之四部为：Rngi-kevi，Jol-to，Yan-ti及Gar-rga-pur，也很可能正对应云中府之绰州、定襄府之执失州、桑乾府之郁射州及呼延府之葛逻州。[29]从载籍中提到的前后突厥国中首领姓名来看，上述十二姓部落在前后突厥国中的确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30]很有可能，单于府二十四州正是以最初的突厥十二姓所对应的十二州为基础扩充而来。二十四姓突厥联合六姓薛延陀重新建立了三十姓的“漠北大国”，然而随着蓝突厥人的衰落，三十姓突厥汗国仅仅存在了五十余年，“三十姓”的名号也成为昙花一现；其后继者十姓回纥及九姓乌古斯建立了新的汗国，他们连同不服其统治先后西迁的其他异姓突厥部落们，继承了从匈奴、高车以来的内亚民族古老的“二十四姓”/“十二姓”观念，敦煌于阗文书《使河西记》中提到河西回鹘分为十二部落[31]，《记述的装饰》中提到葛逻禄杀死可汗人民的十二个享有盛名的首领[32]，《动物的自然性质》中提到古兹（Ghuzz，即乌古斯）有十二部落[33]，《突厥语大辞典》及《史集》中提到土库曼－乌古斯分为二十四部落等等，可能都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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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http://218.56.50.243:8080/was40/detail?record=59&channelid=35522；此外还可参见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六十六《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020.
[2]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855页，关于《史继先墓志》的讨论。
[3]<唐赠左骁卫大将军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 第三辑》，吴钢 主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
[4]《册府元龟》卷986载：“况默啜之子右金吾卫大将军、右贤王墨特勒（勤）逾轮，自拔于乱，顷投于国，今不计其先人之僭，复加以右贤之宠。右威卫将军、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勤），……”，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200；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06页。
[5]案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殁于开元十二年秋九月，封禅名单中之左贤王或为其袭爵之继承者，或特为凑数之虚名，待考。
[6]《旧唐书·礼仪三》，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oldtangsu/jts_027.htm；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24页。
[7]《唐の北方問题と国際秩序》（石見清裕著，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2月，7+565+26，14000日圆），转引自韩昇之书评，见下一注释。
[8]韩昇：<书评：石見清裕著《唐の北方問题と国際秩序》>，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5.html.
[9]据《唐研究纵横谈》（胡戟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之<我的唐史研究成果和方法&石见清裕>，“墓主：突厥王族。开元三年臣服于唐。统治突厥人降户部落，担当唐的国境警备的一部分。开元四年，参加唐的默啜远征”，则原作者似并无错误。
[10]<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全唐文》卷225，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228；又见于《文苑英华》卷647，参见毛漢光：<隋唐軍府演變之比較與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民84，第六卷 第一期，頁119-157，http://www.lib.ccu.edu.tw/indoor/journal/jnccu/v6s1_6.htm及http://140.123.22.213/indoor/journal/jnccu/v6s1_6.htm.
[11]汤开建：<《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陇右、河西、北庭、安西、范阳五道部族、地理考证>，《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网络版：http://guji.artx.cn/Article/8011_8046.html.
[12]“三窟”究系何义，尚无满意之解释，此处暂且提出一种猜测：突厥起源传说中“先代所生之窟”，或有三处，故称“三窟”；又突厥起源传说中，阿史那为始祖讷都六后代十姓之一，设若每窟十姓，则三窟正为三十姓，或此即为“三十姓”得名渊源之一？存疑待考。
[13]K. Czegledy, , p.280-1, 《Acta Orientalia Aca
Posted by 琴僧@2007-04-22 11:36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5)| 浏览:999 | 推荐指数：0 |
| 阿史德与回纥汗统 |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六
1.在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世家之中，岳璘帖穆尔家族是较为著名的一支。高昌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亦都护斩杀西辽少监归顺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其主谋正是岳璘帖穆尔之兄仳俚伽帖穆尔[1]，后者也因此被亦都护封为“仳俚杰忽底”[2]。岳璘帖穆尔及其后代渐次汉化，其孙偰文质一支以“偰”为姓，竟成为元代著名的科第世家[3]，其祖先记忆则上溯到唐代的后突厥名相暾欲谷，并称暾欲谷子孙在后突厥亡后留居漠北故地，接受回鹘统治，遂世相回鹘，为其国中贵族。元代文人欧阳玄为其撰写的家传开首如下[4]：
偰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国人，隋乱，突厥入中国，人多归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为可敦，乃与谋其国政，唐史突厥传载其事甚详。默棘速卒，国乱，婆匐可敦率众归唐，唐封为宾国夫人，而默棘速故地尽为回纥所有，暾欲谷子孙遂相回纥，回纥即今伟兀也。回纥尝自以其鸷捷如鹘，请于唐更以回鹘为号，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宁路也，有三水焉，一并城南山东北流，曰斡耳汗，一经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发西北东流，曰忽尔斑达弥尔，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辇杰河，回纥有普鞠可汗者，实始居之，后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会高昌国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
上述“默棘速”在唐史突厥传中作“默棘连”，即后突厥中兴君主毗伽可汗的名字。据此，则仳俚伽帖穆尔（仳俚杰忽底）及其弟岳璘帖穆尔家族为暾欲谷之后裔，且世为高昌回鹘国相。
2.在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世家之中，小云石脱忽怜是另一支影响较大的家族，与岳璘帖穆尔家族相比较，似乎权势更大，并且祖先也更为显赫。小云石脱忽怜之孙为哈珊，《元史》作阿散，其神道碑有如下记载[5]：
公讳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禄山之灭，史存功焉。后以神异禅今高昌王之远祖，而身相之。囗世其官，簪绂云仍未艾。逮高昌归我太祖皇帝，公之大父写云赤笃忽璘以本国兀鲁爱兀赤官实从来。
小云石脱忽怜之四世孙为亦辇真，其神道碑有如下记载[6]：
臣溍谨按：公讳亦辇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国中有两树，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瘿儿，四儿死，而第五儿独存，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让以国，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为的斤必里杰忽提，译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脱忽怜之官为吾鲁阿乌只，译言大臣也。父子俱从其国主来归于我。
上述“小云失脱忽怜”、“写云赤笃忽璘”俱为“小云石脱忽怜”之异译[7]，“吾鲁阿乌只”则为“兀鲁爱兀赤”之异译[8]。据此，则小云石脱忽怜（写云赤笃忽璘）家族为前高昌回鹘王之后裔，后禅让于今高昌回鹘王室，遂世为其国相。
3.高昌回鹘王室究竟出于回纥何部，至今尚不明晰。不过，仅从漠北第二回纥汗国时期[足夹]跌部取代药罗葛部的情形来推测，药罗葛部似乎相当于回纥的“黄金家族”，其正统地位甚为牢固[9]。在这方面，高昌回鹘的族源传说颇可折射出若干当时畏兀儿人所自认为的汗统传承观念。汉文材料中，除上述2中的《亦辇真公神道碑》外，元代文人虞集所撰《高昌王世勋之碑》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提到高昌回鹘王室之祖先为“卜古可罕”，即树瘿中的第五儿，其后传三十余君有“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唐人借和亲之机焚其“福山之石”，于是回鹘国内灾异连连，不得已乃西迁高昌。波斯文材料中，志费尼的叙述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卜古可罕”（Buqu Khan）与波斯古代传统中突朗（Turan）著名君主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ab）为同一人的传说[10]；稍晚的拉施特则采用了另一来源的传说，提到了畏兀儿人起源于哈剌和林山及忽惕－塔黑（qut-taq，即“福山”）之间的十条河与九条河地区，并详细列举了十条河的名称[11]，显示出十姓主宰回纥的传统至此仍然十分深厚。从耶律大石将漠北古回鹘旧都称为“卜古罕城”[12]来看，“卜古可罕”很可能是漠北回纥汗国的统治部族药罗葛部传说中的祖先，将其解释为高昌回鹘国的建立者系出自九姓铁勒中的仆固/仆骨部[13]至少在这一点上难以自圆其说。另外，1中《高昌偰氏家传》中提到的“普鞠可汗”，当即“卜古可罕”，其始居地也在漠北色楞格河。联系上述材料可知，元代的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在祖先记忆上与漠北回纥汗国时代的药罗葛家族一脉相承，其族源传说实际上正是来自于唐代十姓回纥汗族药罗葛部之起源传说。
4.从2、3可知，小云石脱忽怜家族的祖先当出自药罗葛部之前统治十姓回纥的部落，而据本系列札记之一《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及之二《十姓回纥、九姓乌古斯与九姓回鹘》可知，在药罗葛部之前统治十姓回纥的部落是回纥阿史德时健－菩萨部落，由此可得，小云石脱忽怜家族的祖先原来出自回纥阿史德时健－菩萨部落，正是在漠北薛延陀汗国覆灭暨第一回纥汗国创建之时，回纥的统治部族从阿史德氏转变成了药罗葛氏，后者即高昌回鹘亦都护之远祖。注意到仳俚伽帖穆尔的封号“仳俚杰忽底”与小云石脱忽怜父亲的官号“必里杰忽提”极其相似，俱为回鹘语“智福”（Bilge Quti）之音译，再从其事迹之时间、地点分析，若为不同二人而有如此巧合实难令人置信，因此，本文倾向于将其视为同一人，于是，这两大元代畏兀儿家族实为同一回纥贵族的分支，且同出于暾欲谷之后[14]。从小云石脱忽怜家族后裔之姓名及事迹来看，该家族始祖小云石脱忽怜随其父投归成吉思汗后，深得拖雷宠爱，其后随着拖雷系后裔入主元朝汗统，该家族也飞黄腾达，一度参与把持内廷中枢机要，并且多次随蒙军出征回回国（今中亚花拉子模）、哈剌张（今云南）等地，其本身也颇染回回风俗，即接受了一定程度的伊斯兰教影响——小云石脱忽怜之子八丹、之孙哈珊、阿里等都是常见的穆斯林人名[15]。然而史料中对小云石脱忽怜之父“的斤必里杰忽提”语焉不详，则很可能是受到窝阔台系与拖雷系斗争的影响，志费尼提到的意欲谋反的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之子萨仑的（Salindi）及其主谋之一“仳理伽忽底”（Bilge Quti）在汉文史料中讳莫如深，该“仳理伽忽底”应即岳璘帖穆尔之兄仳俚伽帖穆尔，正因受此一事件牵连，在波斯史料中被腰斩的仳理伽忽底在汉文史料中仅仅记载为“殁”或“以疾卒”[16]，其子小云石脱忽怜先已托庇于拖雷帐内，劫后余生，之后对其父之事迹及结局自会有所隐瞒，而其弟岳璘帖穆尔则依靠精通回鹘文字出任皇弟斡赤斤之师傅以周旋于元庭内外，相比之下，岳璘帖穆尔家族此后的发展更加趋于边缘化及汉化（儒化）[17]，并出于忌讳刻意隐匿了与小云石脱忽怜家族的关系，又出于汉化的需要抹掉了“世王高昌”的祖先记忆，改奉“本中国人”、“为回鹘国相”且“讨安禄山有功”的暾欲谷作为祖先[18]。
5.从《暾欲谷碑》及汉文史料记载可知，暾欲谷为后突厥开国元老，并且其女为毗伽可汗之可敦即正妻，按照蓝突厥的传统，阿史德与阿史那互为姻族，共同构成突厥汗国的核心统治阶层[19]，可汗必自阿史那氏出，而历代可敦也多出自阿史德氏。汉文史料记载了另一位后突厥开国元老阿史德元珍，关于此人与暾欲谷可视为同一人的看法至今仍争论未定，新近的讨论似乎更倾向于将其分别为不同的两人[20]。然而，即使暾欲谷确实不是阿史德元珍，其出于阿史德部的可能性仍然相当之大，前述1中《高昌偰氏家传》曾载暾欲谷之女为毗伽可汗之可敦，于后突厥败亡时率众归唐，此事在唐书及同时期史料中也多有记载，颜鲁公之《康公神道碑》则记载如下：
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
其中阿布思为九姓铁勒之同罗部落，阿史德部落当即毗伽可汗正妻所属的暾欲谷家族所自出的蓝突厥后族阿史德部。这一推论与前述4中“小云石脱忽怜家族出自回纥阿史德部”的推论亦相契合。考暾欲谷约生于漠北薛延陀汗国覆亡之时[21]，此后大漠南北全部纳入唐朝的统治，直至三十余年之后第二突厥汗国复兴，这也是暾欲谷“本中国人”的真实背景；而东突厥余部与薛延陀余部主体同处漠南，阿史德时健家族余部也被安排在薛延陀余部之中[22]。《旧唐书·列传第十七·李勣传》载：
（贞观）二十年，延陀部落扰乱，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至乌德鞬山，大战破之。其大首领梯真达于率众来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遣通事舍人萧嗣业招慰部领，送于京师，碛北悉定。
其中“达于”为“达干”之讹；《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载：
（显庆）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陉道行军总管。
据此，则薛延陀余部中的回纥阿史德部与东突厥余部中的阿史德部很可能在此一时期已开始有所接触。其后，单于大都护府突厥叛乱余党骨咄禄、暾欲谷起事时，早期根据地在漠南的总材山及黑沙[23]，亦曾招集附近的薛延陀余部[24]，其中的回纥阿史德氏可能即于此时纳入暾欲谷帐下，从而与突厥阿史德氏合流，至漠北第二回纥汗国时期，色楞格河流域的阿史德氏余部遂宗暾欲谷为祖，这大约便是后世高昌偰氏家族托为暾欲谷后裔的主要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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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6。《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作“仳理伽普华”。
[2]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6。
[3]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
[4]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5-106。
[5]赡思：《哈珊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21，转引自《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66-567。
[6]黄溍：《亦辇真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四部丛刊，页240。
[7]“小云石/小云失/写云赤”与1中岳璘帖穆尔之孙“偰文质”为同名异译，回鹘语原文seawinch，意为“喜悦”，是回鹘/畏兀儿人常用名字之一，偰文质之弟名“越伦质”，回鹘语原文eogreunch，意为“高兴”，与seawinch正好配对，也是回鹘/畏兀儿人常用名字之一，参见葛玛丽《古代突厥语语法》中字典及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页281。
[8]“吾鲁/兀鲁”回鹘语原文ulugh，意为“大”，“阿乌只/爱兀赤”回鹘语原文ayghuchei，意为“谋臣，发言人”，参见葛玛丽（A. von Gabain）《古代突厥语语法》中字典。
[9]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310-314。
[10]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62。
[11]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239-241。
[12]《辽史》卷30载：“（大石）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
[13]田卫疆：《“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五云：“写云赤笃忽璘亦畏兀儿人。与岳璘帖穆尔同出暾欲谷之后。父的斤必里杰提，犹华言智福大相，写云赤笃忽璘仕其国为吾鲁爱兀赤，犹华言大臣也。”其看法与本文相同。
[15]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4-285。
[16]参见：刘迎胜：《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可参见：热依汗·卡德尔：《对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高昌先祖哈勒的几点考释》，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598.html
[17]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
[18]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载《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5-106。
[19]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0]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21]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223。
[22]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页123-130。
[23]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26。
[24]之前阿史那伏念叛乱时，即有薛延陀部落西行前往投靠，事见《册府元龟》卷443；后突厥立国之后的默啜末年混乱时期，亦有薛延陀部落南下降唐，事见《册府元龟》卷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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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30 星期四(Thursday) 晴 |
| 默啜诸婿考 |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五
0.默啜（Qapghan）为后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的一代雄主，基本上，后突厥汗国是在默啜统治时期稳固下来并发展壮大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唐朝内部的一系列变乱，尤其是武周代立，政局不定，默啜更是打着恢复唐朝的旗号借机扩张，而当默啜内乱之时，唐朝也屡因派系倾轧而坐失良机，眼睁睁又见其恢复甚至“中兴”[1]。论出身，默啜家族远非前突厥汗国阿史那氏的嫡系，但其在复兴汗国的过程之中，通过各种方式网络旧部、系联友邦，又重新建立起若干豪门巨族。这其中联姻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所连接的这些门阀多为古老的贵族世家，然而正因其古老，其没落也是势所必然，以下对载籍碑铭中所见的默啜诸婿作一番考索，其所从出的家族主要为：火拔氏、阿史德氏、俾失氏、高氏，或者还有慕容氏、[足夹]跌氏等。如同突厥的阿史那家族一般，这些家族在蓝突厥汗国覆灭之后也大都寂寞无闻，泯然众人矣[2]——继之而兴的乃是以乌古斯人及钦察人为代表的异姓突厥们。
1.石阿失毕，火拔氏，突厥颉利发，入唐受封燕山郡王，妻阿史那氏受封金山公主。
据《旧唐书·卷一百七》：
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时与同俄特勒同领兵，以同俄之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此明言石阿失毕为默啜女婿，且与默啜之子共同领军，其在突厥内部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又据《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开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火拔惧不敢归，携其妻来奔，制授左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封其妻为金山公主，赐宅一区，奴婢十人，马十匹，物千段。
吴玉贵对此段记载曾作分析[3]，则火拔颉利发或又作默啜妹婿，“燕山郡王”或又作“燕北郡王”，未知孰是。关于火拔氏，姚薇元疑其为贺拔氏之异译[4]，陈连庆也持类似看法[5]，但均未证实，其来源尚需进一步考查，若果与贺拔、斛拔存在渊源，则其当属高车、敕勒一系，与突厥关系密切。又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
则哥舒翰部下蕃将火拔归仁亦为燕山郡王，此即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时将哥舒翰执降于叛军复被禄山所杀之人。据《元和姓纂》：“啜剌、突骑施首领，开元左武候大将军燕山王右失毕，子归仁，袭燕山王。”[6]则火拔归仁正是火拔石阿失毕之子，其母即金山公主阿史那氏，为默啜之妹或之女。安史叛军中本多突厥旧部，是以火拔归仁等蕃将才有挟持官军主帅哥舒翰投降叛军之举。
2.觅觅，阿史德氏，突厥达干，入唐受封云中郡开国公，妻阿史那氏受封云中郡夫人。
据《旧唐书·卷二百四》及《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归朝，授以特进。
又据《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7]：
駙馬都尉。故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踏没施達千阿史德覓覓。漠北大國。有三十姓可汗。愛女建冉賢力毗伽公主。比漢主公焉。自入漢。封雲中郡夫人。父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
王国维据之考证公主之夫即突厥阿史德胡禄[8]。案阿史德氏为突厥传统后族，默啜女婿有出自阿史德者自不足为异，且“云中郡”为后突厥复兴汗国的主要策源地，第一突厥汗国灭亡后阿史那部即分布于舍利吐利部治下的云中都督府，阿史德部则主治原汗国左厢的定襄都督府。
3.十囊，俾失氏，突厥阙颉斤，入唐受封雁门郡开国公，妻阿史那氏受封雁门郡夫人。
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苾悉颉力可左武卫将员外兼置刺史，封雁门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马两匹，物四百段，宅一区[9]。
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史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10]。
又据《大唐故特进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俾失公墓志铭并序》：
考裴罗文阙颉斤，克绍家声，纂承堂抅，位参朱紫，历袭朝班，缉宁边疆，种落强盛，单于可汗美公识量，宏远宽猛，合宜以女妻之，情均爱子，兼绾衙务，部统任能，越在本蕃钦惪[11]。
俾失即卑失，又作苾悉，为“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之一，则俾失十囊为默啜女婿之一，卑失/俾失/苾悉为乌古斯－突厥之古老部落，历史悠久，相关考证参见拙文《可萨卑失考》。
4.文简，高氏，高丽莫离支，入唐受封辽西郡王，妻阿史那氏受封辽西郡夫人。
据《旧唐书·卷二百四》及《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明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足夹]跌都督[足夹]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
又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开元七年正月乙未，封辽西郡王高文简妻阿史那氏为辽西郡夫人。文简，东蕃酋长，率众归我，故有是宠。
高丽亡于后突厥汗国复兴之前十数年，高文简当是高丽贵族遗民之亡居突厥者，为默啜所收纳，养为女婿。作为前高丽重臣及“辽海贵族”，高文简显然具有非同一般之地位，故而无论在突厥国中还是投降唐朝之后，都保有较高之待遇。
以下存疑：
5.道奴，慕容氏，吐谷浑大首领，入唐受封云中郡开国公。
陈世良认为，从封号、经历及前后文来看，慕容道奴极有可能与前文2.之阿史德觅觅/阿史德胡禄为同一人，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五》载：“圣历元年八月突厥默啜率众袭静难及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将军慕容玄崱以兵五千人降之，贼军由是大振。”慕容玄崱很可能是慕容道奴的父辈，因迎降默啜立下大功，被赐姓阿史德氏，归暾欲谷（即阿史德元珍）部下节制，如此则慕容道奴也算默啜女婿之一[12]。案突厥阿史那氏与吐谷浑慕容氏确实甚有渊源，第一突厥汗国末主颉利可汗之母即出自吐谷浑，颉利在穷途之时亦有投奔吐谷浑之打算，而之前西部可汗达头（步迦可汗）在败亡后亦逃往吐谷浑。当后突厥汗国兴起之时，已立国三百余年的吐谷浑正在遭受新兴强国吐蕃的步步侵逼，在唐朝的呵护之下苟延残喘，其部民首领中有亡入后突厥国中为阿史德氏收养并成为默啜驸马的慕容道奴之辈，亦并非不可能之事。
6.思太，[足夹]跌氏，突厥都督，入唐受封楼烦郡公。
思太又作思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此人是默啜女婿，但因其与前述高文简、慕容道奴一同投唐，故此一并列出讨论。案[足夹]跌为突厥，开元初（默啜末年）降唐后设有[足夹]跌州，隶属呼延都督府（府内其他尚有贺鲁州、那吉州或葛逻州），地在碛南；而阿跌（Adiz）为铁勒－乌古斯，贞观末（薛延陀亡时）降唐后设有鸡田州，地在碛北，两者判然有别，绝非同一部落[13]。从挹怛部与[足夹]跌部同隶属呼延都督府，及[足夹]跌部在后突厥汗国中的重要地位来看，[足夹]跌部很可能来源于从前中亚大国嚈哒/悒怛余部，正可对应于“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中的Heb-dal[14]。[足夹]跌思太后又叛回突厥，其部落势力之盛，生命力之强，继续在后突厥国中扮演重要角色；安史之乱时也曾有一支[足夹]跌部与火拔部同在哥舒翰统率之下于潼关抵御叛军[15]；甚至在漠北进入第二回纥汗国时代之后，仍有一支[足夹]跌氏顽强崛起，从药罗葛氏手中夺取汗位，此即回鹘之“[足夹]跌汗朝”[16]。
7.新兴的后突厥汗国在默啜的东征西讨、南侵北掠之下扩张到了顶点，但其国力也已达极至。默啜末年，内乱四起，重臣暾欲谷被谗，九姓反叛，诸部纷纷南投大唐，其上层便是以上述墨啜诸婿为代表的突厥众王公贵戚及部落首领，入唐后继续享受高官厚禄，他们大多留住京城，后代渐趋华化，对朝廷也抱有较高的忠诚，因此不再对大唐帝国形成威胁，真正构患唐廷的，乃是那些中下层的“胡、虏”难民——正是在默啜末年的后突厥国移民大潮中，以幼年安禄山[17]为代表的众多部落难民从大漠南北投奔唐朝的东北边境，在那厢的营州城外，胡虏小儿骑马射猎，饮酒唱歌，长成的他们，便是那“东北城傍”[18]的主力，而也正是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大燕皇帝”安禄山和史思明们。
————————
[1]薛宗正：《唐伐默啜史事考索》，《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足夹]跌氏的一支虽跻身回纥上层甚至篡取汗位改号回鹘，却仍需冒认传统汗族的药罗葛氏；若干吐谷浑慕容氏人士继续活跃在唐宋之间，暾欲谷所在的阿史德后裔的一支偰氏家族名显于元代，但其后人显然也都迅速华化了，参见拙文《阿史德氏与回纥汗统》。
[3]吴玉贵，《通典》“邊防典”證誤，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4/1313.html
[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18页。
[5]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第188页。
[6]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83页。
[7]网络录文参见日人：http://coe21.zinbun.kyoto-u.ac.jp/djvuchar?963F,53F2,5FB7,8993,8993；另外，济南图书馆也有毗伽公主墓志铭拓本，并已上传网络，参见：http://218.56.50.243:8080/was40/detail?record=59&channelid=35522
[8]王国维：《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观堂集林》。
[9]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91页。
[10]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96页。
[11]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
[12]陈世良：《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考述》，《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13]岑仲勉指出：“按Abdal又拼作Habdal（余案：即嚈哒，参见同书第669页），“[足夹]”字《通典》未作音，《集韵》奚结切，但[足夹]从夹声，应“奚给切”（γi?p）之讹，若然，则[足夹]跌之语原当是Habdal，断与阿跌无关。”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44页。
[14]李树辉亦持类似看法：史称颉于迦斯·骨咄禄为⻊夹跌氏。“⻊夹跌”也便是“嚈哒”，为Abdal的音译；希腊、罗马史籍称之为Ephtolits或Ephtarit，阿拉伯语称为Haital、Hagatila，波斯语称为Heftal、Hetal。参见李树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506.html
[15]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云：“（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颉跌”当即“[足夹]跌”，与奴剌同属“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
[16]《新唐书·回鹘传》载：“十一年，可汗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以使者来，诏秘书监张荐持节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毘伽怀信可汗。骨咄禄本⻊夹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时数主兵，诸酋尊畏。至是，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
[17]安禄山母为突厥女巫阿史德氏，父为九姓胡康氏，后过继安氏，无论从种族还是文化上，安禄山其实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突厥遗风，其父系虽为粟特，但也已“内亚化”即受到了突厥等内亚民族的熏染，而史思明的突厥认同感则更强，参见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8]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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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萨卑失考 |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四
1.据第二回纥汗国初期之鄂尔浑如尼文碑铭，《铁尔痕碑》东面第十七行（耿世民2005年之转写及译文，同时参考克里亚什托尔内著、伊千里译《铁尔浑碑（研究初稿）》及杨富学著《古代突厥文<台斯碑>译释》，下略同；为便于用基本拉丁字符集转写，上加两点之元音字母改为元音前加e，其余非基本字符则按通行规则转写，下同）：
......bodunei qeiza barmeish uch(meish) (bir) eki atleighein teukea barmeish qadeir qasar beadi bearsil yateiz(?) oghuz
……（此处约缺损73个字符）人民因反叛（直译：“愤怒”）而灭亡。……（此处约缺损2个字符）因（一）二贵人之故而衰亡。哈第尔·哈萨尔（qadeir qasar）和别第·伯尔西（beadi bearsil），光荣的（？）乌古斯
《铁兹碑》北面第九、十行云：
......-meish buzuq bashein qeiza uchuz keul eki atleighein teukea bar(meish)
......(bea)di bearsil qadeir qasar anta barmeish ol boduneim keang kearishdi
……了。由于布祖克（buzuq）首领的不满，小阙（uchuz keul）和两位贵人一起完了。
……之后，伯狄白霫（beadi bearsil）和哈狄尔曷萨（qadeir qasar）走掉了。我的人民长期（直译：广泛地）互相敌对了。
很明显，两碑中出现的qasar与bearsil所指系同一对人名或族名，当居于回纥祖先重要部落之列，qasar译为回纥十姓之一“曷萨”尚可讨论，bearsil译为铁勒十五部之一“白霫”则失之牵强。《铁兹碑》晚出，时代愈后，细节愈多，论述愈有条理，则距真相愈远，因之《铁尔痕碑》所载于qasar、bearsil衰亡之前回纥先代诸可汗统治二百年之说法较《铁兹碑》中三百年之说法可能更为近真。所谓“回纥先代诸可汗”，可能系指匈奴遭汉军打击、统治衰微之时丁零内部自立之诸首领，时值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则约二百年后，分裂后的北匈奴遭遇南匈奴与汉军联合打击，帝国覆灭，内部大乱，此种恐怖记忆定然深刻留存于匈奴治下诸部人民心中，《铁尔痕碑》与《铁兹碑》所追述qasar与bearsil部落之衰亡，或即发生于该背景下。
2.早于上述碑文百余年，《隋书·铁勒传》中也提到康国北傍阿得水有铁勒之“比悉、何嵯”部落，据芮传明考证，很可能正是西方史料中常见于该邻近地域之Barsil/Berzilia与Khazar（参见：芮传明，《康国北及阿得水地区铁勒部落考——<隋书>铁勒诸部探讨之二》，《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亦可与前文1中之bearsil与qasar对应。而据柯伦的摩西《亚美尼亚史》，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高加索北面的hun人部族Khazar与Basilk首次出现，越过库拉（Kura）河南下。这一材料的真实性仍存争议，若其不虚，则从时间上看，其中所提到的这两个部族很可能是随北匈奴西迁的qasar与bearsil人。同书还提到，亚美尼亚王梯利达特（Trdat）曾出兵进剿北高加索的Hun人部族，亲手杀死Basilk人之首领。之后，Khazar与Basilk多次在高加索地区出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叙利亚史料中不乏相关记载。此处之Basilk又写作Barsil/Barselt等，其与Khazar多次同时出现可证其间关系密切，从而亦可与前文1中之bearsil与qasar对应。公元七世纪之后，西突厥衰亡，曾为其属部的Khazar人渐坐大，建立可萨汗国，与回纥汗国成为一西一东两大强国，并分别一度信奉非主流的犹太教与摩尼教，而两者祖上实甚有渊源。
3.公元九世纪可萨可汗约瑟夫（Joseph）致西班牙犹太人的一封信中，曾提到皈依犹太教之后的可萨人的祖先系谱：人类始祖挪亚（Noah）之子为歌篾（Gomer），歌篾之子为雅弗（Yapheth），雅弗之子为陀迦玛（Togarmah），陀迦玛有十子，分别是：Ujur, Tauris, Avar, Uauz, Bizal, Tarna, Khozar, Janur, Bulgar与Savir，第七子之后裔即为可萨（Khazar）人。则当时的可萨人也自认为先代传统曾分十姓，与回纥人相仿，而且qasar位居第七，与加上“阿史德”的十姓回纥中“曷萨”的位置相同；而可萨人祖先系谱中陀迦玛之第五子Bizal(*Br.z.l)可能也与bearsil有关。如此众多的东西方材料所显现出的一致性很难用巧合加以解释。由此可见，qasar与bearsil在古代某一时期很可能同属乌古斯族，并为其中大部，后来部落主体由于内乱而分离，东西迁移，但余部尚纵横交迭，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4.从《铁尔痕碑》与《铁兹碑》看，qasar与bearsil从前当为乌古斯中的重要部落，也是回纥人观念中祖先部落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衰亡离散对乌古斯－回纥联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后代的回纥人才念念不忘，将该事刻诸碑铭。qasar的主体西迁，演变为可萨汗国，后为古罗斯与匈牙利所继承，其余部则留存于漠北的回纥联盟中，成为十姓回纥之第七“曷萨”部（邓禄普（Dunlop）主此说，参见：龚方震，《中亚古国可萨史迹钩沉》，《学术集林》卷六）。bearsil的演变稍显曲折，一部随qasar西走，在高加索地区与伏尔加河流域都留下了痕迹；一部则留居东方故地，后为新兴的阿史那突厥吸纳，成为“北蕃十二姓”贵种之一的卑失部。
5.在与前述两大如尼文回纥碑铭几乎同时的一份敦煌吐蕃语文献P. T. 1283 II中，提到了“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据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的看法，此即《安禄山事迹》、《康公神道碑》与默啜可汗之女毗伽公主墓志等载籍中多次提及的“（北蕃）十二姓（部）”，其中已经确认存在对应汉译名称的有（克劳森(G.Clauson)）：(1)Zha-mo可汗部＝阿史那部，(2)Ha-li部＝颉利部，(3)A-sha-ste部＝阿史德部，(4)Shar-du-li部＝舍利吐利部，(5)Par-sil部＝卑失部，(6)Heb-dal＝悒怛部，(7)Lo-lad＝奴剌部，(8)So-ni部＝苏农部，其余四个未能比定的部落的藏文字母转写是：Rni-ke，Jol-to，Yan-ti和Gar-rga-pur。这些大多是蓝突厥（keok-teureuk）嫡系部落，在突厥汗国亡于唐军之后，皆设置有对应的羁縻州（参见：艾冲，《唐代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
定襄都督府成立初期，管3个羁縻州，即阿史德州（以阿史德部置）、苏农州（以苏农部置）、执失州（以执失部置）；至贞观二十三年十月，又增管3州，即卑失州（以卑失部置）、郁射州（以郁射部置）、艺失州（以多地艺失部置）。共管6个羁縻州。后又增管拔延州（以拔延阿史德部置）。
云中都督府成立初期，管3个羁縻州，即舍利州（以舍利吐利部置）、阿史那州（以阿史那部置）、绰州（以绰部置）；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增管2 州，即贺鲁州（以贺鲁部置）、葛逻州（以葛逻禄、悒怛二部置）。共管5个羁縻州。后来又增管思壁州、白登州（贞观末年隶燕然都护，后来属）。
愚意以为，P. T. 1283 II“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之(2)Ha-li部与(6)Heb-dal部与其对应颉利部与悒怛部，不如认为其对应云中都督府后来增设之贺鲁部与[足夹]跌部（参见拙文《默啜诸婿考》），而白登州以奴剌部置，这样，已经考定的“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的八个部落中就有三个（阿史德、苏农、卑失）对应于定襄都督府辖下的羁縻州，有五个（舍利吐利、阿史那、贺鲁部、[足夹]跌、奴剌）对应于云中都督府辖下的羁縻州。其中，卑失州即为卑失部而设，“卑失”（[*pie'sit]）正对应P. T. 1283 II中之parsil，亦即前述bearsil族之留居东方故地者。
6.卑失又译俾失（[*pie'sit]，中古音与“卑失”相同），其门第之高贵，一度曾为后突厥国中汗族阿史那的姻亲氏族（参见拙文《默啜诸婿考》）。据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文中所录之《大唐故特进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俾失公墓志铭并序》：
考裴罗文阙颉斤，克绍家声，纂承堂抅，位参朱紫，历袭朝班，缉宁边疆，种落强盛，单于可汗美公识量，宏远宽猛，合宜以女妻之，情均爱子，兼绾衙务，部统任能，越在本蕃钦惪。
而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史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
此处之“单于可汗”当指后突厥雄主默啜可汗，十囊之妻阿史那氏即默啜之女；“阙颉斤”为官爵名（西突厥五弩失毕首领称“阙俟斤”，即为此类），疑《册府元龟》之“伊罗友”为俾失公墓志中“裴罗文”之讹，当亦为一种封号，“十囊”才是其本名，《册府元龟》很可能将其父与十囊误混作一人。又据《册府元龟》同卷及《通典》《旧唐书》相关记载，当默啜败亡时，突厥诸部南下投唐，其中有“大首领刺史苾悉颉力”，唐廷对其封赏为：“苾悉颉力可左武卫将员外兼置刺史，封雁门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马两疋，物四百段，宅一区”，则此苾悉颉力很可能与前述投唐之默啜女婿俾失十囊是同一人，一则两者都被封为“雁门郡开国公”，二则与苾悉颉力一同受封之同部人鹘屈利斤为“郁射施大首领”，而郁射施部与卑失部关系密切，两者入唐分别建有郁射州与卑失州，本属定襄都督府，后又同隶新建之桑乾都督府（艾冲，前揭文），三则“苾悉”（[*bet'sit]）与“俾失”音近，均可视为bearsil之异译，于此也为前文2中芮传明所提出“比悉”可勘同于bearsil揭一旁证。
7.卑失部的痕迹甚至也遗留在成书于公元六、七世纪的高昌文书之中。据钱伯泉《从传供状和客馆文书看高昌王国与突厥的关系》（《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阿斯塔那一二二号墓中出土《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之（一）中提到“卑失虵婆护”，阿斯塔那三二九号墓中出土《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之（一）中提到“卑失移浮孤”，从读音上看，“虵婆护”（[*jie'bWA'úuo]）与“移浮孤”（[*jie'b?u'kuo]）相近，可视为同名异译，则两者很可能为同一人，都出自卑失部，亦即铁勒中的bearsil分族。其时正值突厥汗国内部分裂，以契苾、薛延陀为首的铁勒诸部在高昌以北的金山地区自立汗国，卑失部可能就在这样的动荡中，周旋于诸势力之间，因之其部人作为使者有幸被高昌文书记下；而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统辖下之“畀失”部，或许也与bearsil余部有关。
8.直至九世纪的唐朝国中，仍有卑失部后裔浮现。据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文中所录《大唐故陇西郡君卑失氏夫人（李素妻）神道墓志铭》，波斯国王外甥李素续弦卑失氏，亦为bearsil部落之遗族，李素出身西戎高门，卑失氏则属北蕃贵种，正是门当户对。愚意以为，这一支卑失家族似与前述俾失十囊家族有所关联，据卑失氏墓志称：“曾祖皇朝任右骁卫将军昂之后矣”，该右骁卫将军昂很可能与俾失十囊是同一人。据俾失公墓志，俾失十囊“春秋五十又一开元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薨于礼泉里之私第”，其生卒年约为688～738，而据李素及卑失氏墓志，李素生卒年约为743～817，卑失氏卒于823年，生年不祥，然从李素续娶卑失氏在792年推测，其生年当在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则从时间上看，俾失十囊与卑失氏先祖昂当大致同时；其次，据俾失公墓志，俾失十囊入唐为“右卫大将军”，这与昂之头衔“右骁卫大将军”也十分接近；复次，从名讳上看，“昂”（[*NAN]）与“囊”（[*nAN]）之尾音相同，很可能是蕃人后代逐渐汉化之后对先祖本名的一种汉化改称。李素与卑失氏之结合，可视为前波斯贵族与突厥贵族之间的联姻，两者祖先皆曾为王室姻亲，又都在亡国之余投奔大唐，可谓是“同命相怜”。两百多年前波斯王室与突厥王室也曾联姻，目的是对付共同的敌人嚈哒，而两百多年后，这些国家都已不复存在，其余种或西臣大食，或东投大唐，复兴尚有待时日。据荣新江考证，李素家族虽然出身波斯王族姻亲，但并非其传统的祆教徒，而是“波斯僧”——景教徒，而突厥中除祆教、佛教外，也颇有景教流传于中亚的突厥人之中，而卑失部与西突厥关系密切，地近中亚，不排除亦有受景教影响之可能，则李素与卑失氏之结合，在两者俱为入华蕃人后裔之外，可能尚有宗教信仰习俗相对接近作为基础之因素。
Posted by 琴僧@2006-11-05 18:50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6)| 浏览:1413 | 推荐指数：0 |
| 安息的子孙——巴列维三大家族源流略论稿（下） |
卡林
卡林（Karen），在罗马史料中被拼为Carenes，在后世穆斯林史料中被拼为Qarin，在亚美尼亚史料中位列巴列维三大家族之首。在《列王记》的英雄时代中，也有提到卡林家族（Karan）。按照亚美尼亚史料的传统，当伊朗安息王朝末代君主绝嗣时，本应由卡林家族继承帝位，但萨珊人对其进行了屠杀，仅剩两个遗孤被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前往亚美尼亚投奔其王库思老，这就是后世亚美尼亚贵族“金萨健/堪萨拉康”（Kamsarakan）家族的始祖“金萨/堪萨尔”（Kamsar）。按照通俗词源的解释，“堪萨尔”一名来源于其绰号“小脑袋”，因为堪萨尔作战勇猛，头部曾经被削掉一部分，故有此称。金萨健家族最著名的成员，当属摩尼教/明教的创始人——摩尼（Mani），据汉文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记载，“摩尼光佛诞苏邻国跋帝王宫金萨健种夫人满艳之所生也”，将其与相关的西方文献记载对勘（亨宁），可知摩尼的母亲满艳（Maryam）出身卡林家族的金萨健分族，为安息皇室后裔，摩尼的父亲跋帝（Patek）也出身帕提亚贵族，故摩尼创立之新宗教终为萨珊王朝所不容，其前朝遗裔之出身当亦为其中一大因素。金萨健/坎萨拉康家族迁往亚美尼亚之后，由于宗教的关系，更多地倾向拜占庭一方，其中不少成员曾加入拜占庭的军队成为其中的将领，比如查士丁尼“再征服”时期，最有名的将领是色雷斯人贝利萨留（Belisarius）和大宦官纳尔塞斯（Narses），后者便是亚美尼亚人，而与纳尔塞斯同名的另有亚美尼亚籍三兄弟将领，本来服役于波斯军中，后转投拜占庭，征战于意大利东哥特战场，他们正是出自坎萨拉康家族（“纳尔塞斯”也是安息、波斯人常用的名字，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死后，其子卑路斯流亡中国，卑路斯之子名为“泥浬师师”，就是“纳尔塞斯”的汉译）。随着亚美尼亚安息王室的绝嗣，坎萨拉康家族遂以巴列维家族在亚美尼亚的继承者自居，并一度在封地内建立起“巴列维王朝”，其后，随着马米科尼扬家族的式微，坎萨拉康家族也逐渐衰亡，其领地被巴格拉图尼家族并吞。
传说中卡林家族的另一个遗孤留在了萨珊王朝，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较早归顺萨珊人的卡林家族分支，这一分族在萨珊宫廷中的地位也不低，并且也以安息－巴列维的继承者自居，在萨珊王朝亡国之后，正是以卡林王朝（Qarinid）为代表的波斯遗民势力的顽强抵抗，才在北部的陀拔斯单/陀拔萨惮/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即今马赞德朗地区）保住了古代波斯的一点血脉。卡林王朝的始祖扎米赫尔（Zar-Mihr，又名苏赫拉Sukhra）是萨珊王朝巴拉斯、卡瓦德一世时期的首相，后因势力过大，被卡瓦德一世设计由米赫兰家族的沙普尔（Shapur）处死，但其家族并未被削弱，其后代扎根雷伊（Ray）山区，在萨珊亡国后继续与阿拉伯人周旋，多次发动反抗伊斯兰教、复兴祆教的运动，屡仆屡起，其后继者巴杜斯潘王朝甚至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此时上距萨珊波斯亡国已近千年，实在可谓是“史上最漫长”的抵抗运动之一。
米赫兰/Esfandiar/Spendiad
根据九世纪波斯裔阿拉伯史家泰伯里（Tabari，又译塔巴里，为塔巴里斯坦人）的记载，古代波斯拥有“巴列维”名号的有三大家族，除卡林与苏林之外，另一个便是位于雷伊的伊斯凡迪亚尔（Esfandiar）家族，又称斯潘达（Spendiad）家族，诺德克（Noeldeke）认为，斯潘达家族很可能正是泰伯里没有提到的传说中七大家族之一的雷伊的米赫兰（Mihran）家族。由于这两个家族常常被后人混淆，因此放在这里一起讨论。萨珊王朝中期君主巴赫兰五世的首相米赫尔·纳尔塞（Mihr-Narseh），即出自斯潘达/米赫兰家族，米赫尔·纳尔塞势力极大，三个儿子分别掌握了各项大权，其后的首相之争也主要在米赫兰家族和卡林家族之间展开，两者同为“巴列维三大家族”。到萨珊后期，米赫兰家族的另一支开始崛起，其代表人物即为“巴赫兰·楚宾”，巴赫兰·楚宾本为北方行省总督，时值突厥、拜占庭联合入侵，波斯两面受敌，楚宾率军击败突厥，射杀其叶护可汗，凯旋而返，旋即遇谗，遂被手下皇袍加身，称帝于军中，并打出恢复安息－巴列维旧国的旗号，击溃霍尔木兹四世，其子库思老二世在以两个舅舅维斯塔姆和文多依为首的前安息－巴列维贵族集团的压力下处死霍尔木兹四世后继位，然不敌楚宾，遂败奔拜占庭，搬取救兵，拜占庭派出以马米科尼扬家族穆舍尔（Mushel）为首领的亚美尼亚援军，与楚宾进行了一场大战，战前，楚宾曾写信给穆舍尔，以恢复安息－巴列维旧贵族的政治地位为诱饵，劝说穆舍尔道：你我俱系巴列维家族（时穆舍尔已通过联姻继承了苏林家族的圣格里高利分支），相煎何急！何苦要同室操戈？为何要助纣为虐替萨珊人卖命？！然而穆舍尔不为所动，毅然拒绝，决战的结果，楚宾溃败，逃亡突厥、嚈哒，后终被库思老二世募人刺杀；而以穆舍尔为首的亚美尼亚贵族也遭库思老二世背弃，亚美尼亚复国之梦宣告破灭。另一方面，在亚美尼亚史料的传统中，米赫兰家族则是以格鲁吉亚贵族的形象出现的北方豪强，据此，它很可能是安息王朝时期北方的一大贵族，在安息灭亡之后，米赫兰家族曾经建立地方王朝在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地区实施过统治，这一统治甚至也延续到穆斯林入侵的九世纪，之后，这一米赫兰王朝被亚美尼亚的势力取代。而就在不久以后的中亚河中地区，兴起了伊朗人的萨曼（Samanid）王朝，著名的伊朗民族史诗《列王记》正是在这一王朝所发起的中古伊朗文艺复兴的大潮中诞生，而萨曼王朝传说中的始祖，竟然被追溯到二百多年前的巴赫兰·楚宾身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伊朗的巴列维传统是何等的深厚！
有感于“巴列维”一词的众多涵义，及其与伊朗同亚美尼亚存在的深厚渊源，特草此文，求教于通博之人。
琴僧
丙戌年五月二十
参考文献：
·剑桥伊朗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柯伦的摩西，亚美尼亚史(Moses Hkorena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西贝俄斯的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人史
·孙毓棠，安息与乌弋山离――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5/392.html】
·Ehsan Yarshater, PARTHIAN CLAN OF ESFANDIAR
【http://www.cais-soas.com/CAIS/History/ashkanian/esfandiyar_clan.htm】
·C. E. Bosworth, Arran Province (New Republic of Azerbaijan)
【http://www.iranchamber.com/geography/articles/arran.php, http://www.cais-soas.com/CAIS/Geography/arran.htm】
Posted by 琴僧@2006-06-18 20:47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1)| 浏览:877 | 推荐指数：0 |
| 安息的子孙——巴列维三大家族源流略论稿（中） |
苏林
在“巴列维三大家族”中，苏林家族无疑最为著名，尽管在亚美尼亚传统中它排在卡林家族之后，但无论是西方的罗马帝国还是东方的波斯帝国，都一度将苏林家族视为仅次于安息皇室的第一大贵族，帕提亚的军队统领亦多由其担任。其中最有名望之人，自然是击败罗马大军、将统帅克拉苏斩首的帕提亚将军苏雷那（Surena/Surenas），这次战役史称“卡雷（Carrhae）之战”，正是“古罗马士兵借境安息、匈奴落脚甘肃”假说的起源事件。据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这位年轻的将军出身国内的名门望族，连帕提亚国王的王冠也须由其家族来加冕，而在战后不久，因功高震主，苏雷那旋即被国君所杀。事实上，“苏雷那”只是其姓氏“苏林”的拉丁化拼法，其真实的名字则失载，而在某些传说中，苏雷那的名字叫做鲁斯塔姆（Rustam），正是《列王记》中伊朗第一勇士鲁斯塔姆的原型。在《列王记》中，鲁斯塔姆的对手是以阿夫拉西亚卜（Afrasiyab）为首的突朗人，其原型很可能正是安息王朝前期因大月氏西迁所引发民族大迁徙中波及的那一部分塞人（Saka），根据孙毓棠的论证，正是依靠苏林家族在东方的征讨，安息王朝平定了塞人的侵扰，而与此同时，苏林政权也逐渐独立，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乌弋山离”，在印度传统中则被称为“钵罗婆”、“帕腊瓦”或“印度－帕提亚”，并往往与入侵印度的塞人即“印度－斯基泰”混淆起来；其著名的国王冈兜发内斯（Gondophernes或Vindopharna）则被一些学者视为《列王记》中鲁斯塔姆之祖父萨姆（Sam）的原型。乌弋山离的统治中心在伊朗的东方、印度的西方，由于帕提亚人与塞人在各方面都非常接近，因此两者迅速融合，当地遂被称为“塞斯坦”/“锡斯坦”，也被视为苏林家族的传统领地。据今人研究，《列王记》中关于勇士鲁斯塔姆的部分不见于祆教圣经《阿维斯塔》，系取材于锡斯坦当地的塞人传说，而《列王记》中对萨珊王朝之前的“凯扬王朝”的记载又保存了许多安息王朝时期的信息，因此，鲁斯塔姆的原型虽然未必就是抗击罗马杀死克拉苏的那位年轻将军苏雷那，但将鲁斯塔姆家族的原型定位于抗击塞人侵扰、保卫并开拓安息王朝东方疆域的苏林家族，确实是非常合理的一种看法。
锡斯坦的苏林家族在东方的统治断断续续维持了一百多年，到公元一世纪中期，贵霜王朝兴起，其地一度附属于贵霜，但到公元三世纪萨珊王朝兴起后，此地旋又回归波斯，其中苏林家族与安息皇室的矛盾（苏雷那之死以及帝位继承问题等）可能是促使苏林家族协同伊斯帕赫帕特家族背叛安息皇室与卡林家族、早早投入萨珊怀抱的重要因素。下面关于“阿纳克”及其后裔的传奇记载主要见于亚美尼亚史料，其对亚美尼亚民族发生的影响也更大。在伊朗的安息王朝与萨珊王朝交嬗之际，波斯的安息帝室被萨珊人灭族，作为其分支的亚美尼亚安息小朝廷出兵波斯，救出卡林家族遗孤，企图扶植安息势力东山再起，其国王库思老（Khosrov，通常被认为即梯利达特二世Tiridate II）骁勇异常，一度将萨珊王朝的阿尔达西尔杀得丢盔弃甲，远遁东方印度一带，此时已经归顺萨珊王朝的苏林家族中站出来一位名叫“阿纳克”（Anak，意为“有罪之人”）的贵族，与阿尔达西尔达成秘密协议，约定阿纳克前往刺杀库思老，事成之后阿尔达西尔须保证其家族的名誉、地位及财富，于是阿纳克假装获罪被满门抄斩，只身一人逃出萨珊人的追杀往库思老处，逐渐骗取其信任，几年之后俟机刺杀了库思老，旋即被其手下人灭族，然而走漏了两个儿子，一个逃往“中国”，另一个则逃往拜占庭。逃往拜占庭的这个遗孤，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教名为“圣格里高利”（St. Gregory），后来在库思老的儿子梯利达特（Trdat）统治时期回到亚美尼亚，说服梯利达特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亚美尼亚的开山大主教，其后裔长期继任主教之位，末代主教萨哈克（Sahak）的女儿联姻马米科尼扬家族的哈玛扎斯普（Hamazasp），于是两家遂合而为一。那个逃往“中国”的遗孤，名叫作“苏林”（Suren），后被带回波斯宫廷，授予事先约定好的名誉、地位及财富，其家族后裔也常与萨珊王室联姻，很可能，伊斯帕赫帕特家族也沾了这光，或者，“伊斯帕赫帕特”只不过用作军队统领职位的名号，于是在萨珊朝末年巴赫兰·楚宾（Bahram Chobin）叛乱时波斯王库思老二世的两个舅舅维斯塔姆（Vistam）和文多依（Vindoy）既被看成是那个“中国”遗孤苏林的后裔，同时又被认为系出于伊斯帕赫帕特家族（Asparapet）。前面提到阿纳克的遗孤之一的苏林逃往“中国”，这固然只是一个传说，而那时代的西亚、中亚通常将阿姆河外以东之地泛称为“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也更多指的是匈奴、嚈哒、突厥等族，所以“中国”往往并非是指华夏中原之地，像马米科尼扬家族的“中国”祖先传说亦是如此，不过，苏林家族中的确有一支曾经落脚中国，这便是1955年西安出土的唐苏谅马氏墓志中所提到的苏谅家族，其中的“苏谅”正是苏林家族姓氏的汉译，苏谅无疑出自苏林家族，而并非萨珊王族，两者可能具有联姻关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由墓志可知，曾经隶属于长安神策军的苏谅生活于晚唐的九世纪后期，上距萨珊波斯亡国已经二百余年，历十余世，而犹能保持传统的祆教信仰及钵罗婆/巴列维语文，实在令人惊叹。
Posted by 琴僧@2006-06-18 20:43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2)| 浏览:854 | 推荐指数：0 |
| 安息的子孙——巴列维三大家族源流略论稿（上） |
对于“巴列维”这个名字，七〇年代之前的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它是伊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名称，到1979年的时候才刚刚被伊斯兰革命终结。然而说起“巴列维”与“伊朗”、“波斯”、“安息”、“萨珊”等词的密切关系，就不太为人所知了。巴列维王朝由礼萨·汗创建于1925年，之前的恺加王朝以及更早的阿夫沙尔王朝、萨法维王朝、帖木尔王朝等大多是由出身于突朗（突厥－蒙古）的半伊朗化游牧民族所建，恺加王朝后期，英、俄等列强入侵，民族主义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军事强人礼萨·汗，其势力奠基于沙俄协助建立的哥萨克部队，在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礼萨·汗逐步排除英、俄列强在波斯的势力，向纳粹德国靠拢，将国号也由“波斯”改为“伊朗”，这固然可用当时德国“雅利安主义”的影响来解释，但礼萨推翻恺加王朝、创建新王朝之后，将王室的姓氏也改为“巴列维”，其原因又何在？个中奥妙，缘于礼萨·汗的籍贯，乃是伊朗北部里海南岸山区的马赞德朗，这一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历史上素为抵抗外敌入侵的大本营及前朝势力的避难地，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的几个世纪，这里先后出现过许多独立或自治的小王朝，或为萨珊王室后裔，或为安息－巴列维的子孙，继续保存祆教传统，顽强抵抗伊斯兰教的入侵，其中的巴文德（Bavand/Bavend）王朝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巴杜斯潘（Baduspan）王朝更是延续到十六世纪，基于这样的渊源，礼萨·汗为恢复伊朗正统，便自托古老帝室后裔，打出“巴列维”的旗号，而“巴列维”正是安息王朝与萨珊王朝期间波斯传统的象征性名称，其地位足以比肩我中华之“刘氏”与“大汉”。
“巴列维”，现代波斯语的拉丁转写为pahlavi，其他形式尚有pahlav/pahlaw等，汉译也作“钵罗婆”、“帕拉维”等，其来源同“帕提亚”（parthia）一词存在密切关系——“帕提亚”是“巴列维”在西方拉丁文史料中的拼法，“巴列维”则是其本地语文中的拼法。在西方历史上，帕提亚帝国因与罗马帝国对抗而闻名，而在东方，这一帝国更为著名的名称却是与“巴列维”及其帝室始祖“安息”（Arshak）联系在一起的。在汉文的史籍记载中，中国最早与伊朗建立正式邦交便发生在汉朝与安息王朝时期；而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伊朗的通行语言逐渐被称为“巴列维语”，亦即中古波斯语，也就是后来成为波斯文学语言标准的达里语的前身。安息－巴列维家族对波斯的统治虽然持续了四百余年，却远不是中央集权的，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部落联盟与封建采邑制度的混合，在安息王朝历史上，帝位之争十分频繁，各地诸侯也纷纷割据自立——阿尔达西尔（Ardashir）正是趁着安息末年的内乱迅速崛起一举建立萨珊王朝的。然而，分封也有好处，那就是贵族势力雄厚，尽管皇权衰微，而国祚却可以长期延续，这正如诸侯拱立下周朝的八百年基业。在伊朗安息王朝的晚期，帝室的一支被分封到属国亚美尼亚，这一亚美尼亚的安息王朝一直统治到公元428年，因此，当萨珊家族推翻安息家族在伊朗的统治后，安息的正统便转移到了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史家的撰述中相应也保存了更多的关于安息－巴列维贵族的信息，而这些安息时代的世家大族在萨珊时期甚至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崛起之后的时期仍然在西亚、中亚甚至南亚等地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下试对其中最为著名的三大家族进行一番梳理。
据柯伦的摩西《亚美尼亚史》记载，安息帝阿尔沙维尔（Arshavir，通常被认为即历史上的弗拉特四世Phraates IV）有三子一女，分别为阿尔塔西斯（Artashes）、卡林（Karen）、苏林（Suren）和柯西姆（Koshm），阿尔沙维尔死后诸子围绕继位问题发生争执，后达成协议，阿尔塔西斯家族若绝嗣，则帝位将由卡林家族、苏林家族和伊斯帕赫帕特家族（Aspahapet/Ispahapet/Sparapet，柯西姆的丈夫任职军队统领Aspahapet，故有此称）依次继承，并且自此之后，这三大家族拥有“巴列维”的名号，亦即类似于安息王朝选帝侯的地位。《剑桥伊朗史》分析这段记载时，指出其含有高度的传说成分，时序错乱，故而一向不为研究者看重，比如“巴列维”三大家族的第三位伊斯帕赫帕特家族便常常与第二位的苏林家族混为一谈，而“伊斯帕赫帕特”一词又更多地用于表示伊朗、亚美尼亚军队统领的官职名称，愈加使人对其也表示“巴列维”三大家族之一的名称产生怀疑。不过，诸多史料表明，卡林家族和苏林家族的存在确凿无疑，这些贵族未必真的是安息帝室的直系分支，很可能是从前部落联盟时期的同盟部族，不排除其间存在传统的婚姻关系，基于此，我把伊斯帕赫帕特家族的事迹并入苏林家族，同时增加另一重要家族——米赫兰（Mihran）家族，依此构成新“巴列维三大家族”，来进行梳理。在古代伊朗的传统中，“七”是一大圣数，阿黑门王朝时期的波斯帝国就曾经设置七大行省、七大总督，其后的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继续保持这一传统，并由此附会出与之对应的“七大家族”（Seven Clans/Houses, 伊朗语为Haft Khandan），作为古波斯帝国中门阀世族的代表，然而细检这七大家族，除“巴列维三大家族”之外，其余所指众说纷纭，并不确定，很大程度上是为凑数而作，缘乎此，我的考察也就仅仅限制在这三大家族，以后如能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材料，再对其他家族进行考查。
Posted by 琴僧@2006-06-18 20:33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3)| 浏览:846 | 推荐指数：0 |
| 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5) |
5.马卫集(al-Marwazi)在《动物的自然性质》中记载了一次九～十一世纪之间欧亚内陆的民族迁徙：Qitan->Qay->Qun->Shari->Turkmen->Ghuzz->Bajanak【参见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3页】，同书另一处还有如下记载【转引自巴哈提•依加汉《辽代的拔悉密部落》】：
去往契丹的旅行者由Sanju行半月路程后，抵Shari一集团，此集团因他们首领之一的名字Basm•l(*Basmil)而为人所知，他们是因害怕割礼而从伊斯兰逃往此地的。
书中两次出现Shari一名，学者们对其来源有各种各样的推测，但目前看来最为合理的是由巴托尔德提出、经普里查克等人发展了的假说，即：此Shari来源于突厥语sari“黄色”，所指的是钦察（库曼），也即古罗斯文献中的波洛伏齐（Polovtsi，来自polovyi“黄色的，灰黄色的”），而这一“黄色、灰黄色”的色彩概念乃是突厥游牧民族表示“荒漠/荒漠之民，草原/草原之民”的一种常用方法；把sari比定为钦察的合理性反映在如下事实：十一世纪时，穆斯林作家及旅行家开始将原名为“古兹草原”的地区改称为“钦察草原”——其背景正是突厥部落的钦察人日益壮大向西扩张从而侵占了原古兹人（即乌古斯人西迁今哈萨克草原的一支）的牧地。基于这一假说，"Shari"乃是Qun、Qay（普里查克认为正是西迁的Qun、Qay人成为了钦察－库曼部族形成的核心）等东方迁来的部族对钦察的称呼，这样，"Shari"也与“钦察”建立了联系，即：“钦察”曾经也被称作"Shari"。至此，结合前文4，我们已经粗略地论证了Sir和Shari存在为同一或同源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丁零－突厥语“黄色”概念的*sari一词在古代阿尔泰诸语中完全可能具有其他变体形式，从其现代蒙古语为shira/shar、达斡尔语为shar、土族语、保安语为sira、东裕固语为sheira、西裕固语为sareigh、维吾尔语为seriq、哈萨克语为sarei等等【转引自孟达来《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第168页】，可以推测其在某些古代东部阿尔泰语比如鲜卑语中可能正是接近*sir的形式。于是，我们在揭示出“舍利”(Shari)与“薛”(Sir)确实有可能存在某种密切关联的同时，也发现了它们与突厥族北支钦察人的紧密联系——如果说突厥族南支乌古斯主要是由丁零－高车－铁勒的一部分演变而来，那么钦察人则是由蓝突厥本部结合了相当程度的东胡鲜卑部落杂糅而成，普里查克提出的钦察－库曼发源于宇文鲜卑别部库莫奚以及浑部的假说，芮传明提出的薛延陀“薛部”发源于北朝鲜卑薛干/叱干部落的假说，还有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记载的众多双语突厥部族如Qay、Yabaqu、Tatar、Basmil等等【这些可能是正处于突厥化进程中的非突厥语部族，多数都加入了后来的钦察分支】，无疑都为这一更大的假说提供了例证。更进一步，伯希和等人曾提出，“鲜卑”/“室韦”的原文为"*searbi/*sirbi/*sirvi"等，当为鲜卑人/室韦人自称，而后突厥人对库莫奚人的称呼则为tatabi，其中的-bi/-vi很可能是一表示族群的后缀，由此推论如下：1)鲜卑本名的词根当与sar/sir相关，自西迁突厥化后，其所用名称的词根渐由sar/sir演变为tat【突厥语“外蕃，外族臣民”的意思，一些学者认为古突厥碑铭中的tatar（鞑靼）、tatabi（奚）等词都与该词根有关，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42-243页】，于是也可解释钦察人为何又与“鞑靼”(tatar)的名称牵涉在一起；2)sar/sir的意义与黄色相关，则“鲜卑”、“室韦”名称的本义可能也与此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探析中外语文献中出现的“黄须鲜卑/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鞑靼/草头鞑靼”、“黄头回鹘/撒里畏兀儿”等等迷题，也许会有新的收获。
Posted by 琴僧@2006-05-07 17:19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1)| 浏览:910 | 推荐指数：0 |
| 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4) |
4.《暾欲谷碑》多次出现"teurk sir bodun"字样【分别见于耿世民2005年译本第3，11，60，61，62行，对应于芮传明1998年译本的如下行：西I-3，南I-4，北II-2，北II-3，北II-4. 其中最后一处的"bodunugh"是"bodun"的客体格形式。下引原文及译文都出自耿世民2005年之《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为便于用基本拉丁字符集转写，在引用时上加两点之元音字母改为元音前加e，其余非基本字符则按通行规则转写，下同】，芮传明和耿世民都将其译为“突厥－薛人（民）”，即视sir为部族名称。其末尾三句，每一句都提到"teurk sir"，最后一句更说：
teurk bilgea qaghan teurk sir bodunugh, oghuz bodunugh igideu olurur.
突厥毗伽可汗养育了突厥－薛(Sir)人民和乌古斯人民。
则Sir部族与突厥核心部分的关系相当密切，与被突厥征服的Oghuz（乌古斯，漠北铁勒）等部族显然有别。《毗伽可汗碑》东-1行也提到了sir，同样置于oghuz和eadiz的前面。另外，《阙利啜碑》东-9行也提到"shir irkin"，但无法判定此shir与sir是否指同一部族。芮传明认为，"teurk sir bodun"与碑铭中其他地方的"teurk bodun"含义是一样的，都指后突厥汗国的主体居民，因先前漠北曾建立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后突厥起事初期的根据地则在漠南，两者合流始有后突厥汗国的诞生，所以"sir"当指前薛延陀部民即“薛族人”【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180-186页】。此说颇有其合理性。前文3已论及薛延陀与阿史德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当薛延陀汗国覆灭之后，漠北落入以亲唐的吐迷度系回纥为首的九姓铁勒之手，其对薛延陀及阿史德素持敌对态度，故当漠南的单于都护府下突厥降众爆发反唐大暴动时，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阿史德及舍利等部族对漠北的薛延陀余部及回纥时健俟斤余部也许会持一种相当亲近的态度，甚至有可能进行过暗中串联协同起事等活动——也许在骨咄禄与暾欲谷率领的第一场对乌古斯人的“反围剿”大战——“于都斤山之战”中【事见《暾欲谷碑》南I-8,9行】，就有Sir人的身影。从《毗伽可汗碑》东-1行的排名来看，Sir人可能已经被接纳为传统蓝突厥贵族内外最核心的部族之一，其与阿史德以及舍利的特殊亲密关系及渊源当是这一合流的深厚基础。正因为Sir人在后突厥汗国中地位如此重要，而后突厥汗室阿史那氏的地位又已大大降低，于是深明此点的出身阿史德氏的元老暾欲谷便一再在其自撰的碑铭中强调“突厥－薛人”的观念【关于“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可视为同一人的相关讨论，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85-287页】——很可能，在后突厥国中除了汗室阿史那氏之外的突厥核心贵族的自称正是“突厥－薛人”。另一方面，继后突厥之后建国漠北的回纥人对先前统治过他们的部族又是如何称呼的呢？《磨延啜碑》及《铁尔痕碑》多次提及“突厥”(teurk)一词，这是回纥人对后突厥国家及人民的称呼，但对其统治者的称呼则另有其词。《磨延啜碑》北面第四行云：
teurk qaghan chaq ealig yeil olurmeish. ...
突厥可汗整整统治了五十年……
耿世民（2005年）对此句的注释是：
我认为此行开头三字读成teurk qaghan chaq较好。chaq此处有“整整”之意。
这一释读过于牵强，且不论后突厥对回纥人的统治是否真的持续了正好五十年，即便真的恰好五十年，在碑铭中如此强调这一整数也显得太奇怪了，况且，不谙历法的草原游牧民族对长达五十年的时间是否能够保有精确的记忆也还大成疑问；另外，从该碑铭其他地方来看，回纥人在提到突厥首领时，从不用“可汗”(qaghan)一词，而只称其为“汗”(qan)，所以“突厥可汗”(teurk qaghan)的提法也是相当可疑的。事实上，耿氏更早一版本的释读并非如此，而是译作：“突厥和钦察人（又）统治了五十年”【见林干、高自厚《回纥史》（1994年）附录耿世民<回纥突厥文碑铭译文>第375页】。在蓝史铁(G. Ramstedt)关于该碑的校注中，该行有这样的说明：“teor...bcq或可读为teur(k qei)bcaq(?)”【转引自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第83页】，然则"teurk qeibcaq"的读法显然比"teurk qaghan chaq"更为近真，于是可以认为，“突厥－钦察人”(teurk qeibcaq)正是以回纥为首的乌古斯－铁勒人对后突厥核心贵族的称呼。这样，“薛”(Sir)与“钦察”(Qeibcaq/Qibchaq)之间的联系便被提了出来：“钦察”曾经也被称作"Sir"。
Posted by 琴僧@2006-05-07 17:18 | 分类:胡搅蛮缠 | 评论(1)| 浏览:747 | 推荐指数：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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